考公到底考什么？中国年轻一代的体制依附性“版本更新”
在习时代，被动服从已不足够。
前不久在b站上被一则考公的广告抓住了眼球：
这是我在b站上看到最多的两句广告词：“淘汰老实人”和“虽恶心但有用”。让我好奇的是其背后的考生心理：有没有可能，实际投身于考公的中国年轻一代，其实也觉得考公恶心，也没那么“粉红”，也只是在钻制度的空子、寄望于奇技淫巧或所谓“邪修”办法？
这是个值得细究的问题。世界苦茶曾提及中国民意中的“表演性”——照这样看，年轻一代在参加考公的时候，到底是在“配合国家表演”，还是真的在备考过程中越发认同党国话语和价值体系呢？这两种回答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意结构，也将导向完全不同的民主化可能（或不可能）。如果只是“配合表演”，在社会民生恶化时用“民主”等口号争取年轻人就不是妄想；但如果考公已经导致中国年轻一代中的很大一部分（而且是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的一部分）对党国话术“入脑入心入魂”，那就必须另辟蹊径，不可能单纯寄望于思想上的“启蒙”了。
上一篇文章主要从制度设计和历史沿革的角度考察中国考公的现象，是“供给侧”视角。这篇文章则反过来从“需求侧”入手：考生眼中的考公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流程、哪些“坑”、都考些什么？这些考试如何全方位地形塑着考生的思想和言行？那些成功“上岸”的人们将如何深度影响未来中国30年的社会治理风格，那些未能“上岸”的人们又会走向何方、构成中国民意中的何种结构？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可以让我们更了解“中国式民主”的真相，以及为何这种“民主”最终能够在中国年轻一代中赢得认同。
基本流程与筛选逻辑：自由选择的幻觉
考公的基本流程是：报名选岗、资格筛选、笔试、面试、体检、政审、公示录用。
以国考为例，每年各国家部门上报岗位需求，形成每年国考的招录岗位清单。每个岗位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资格筛选条件，包括是否应届生、院校级别（例如限定985/211）、学科专业、学历水平、比赛奖项等相关经历。考生先选定要报考的岗位，通过资格筛选，缴费，参加统一笔试，笔试分数达到前几名的（各岗位不同，视岗位数和考生数而定）进入面试环节，再通过体检和政审的就成功“上岸”，正式成为一名公务员（最初有一年的试用期，转正成为科员）。
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考公不是像高考那样先考试再填志愿，而是要在考试之前就先把要考的岗位定下来？就制度设计而言，这样安排也无可厚非，因为不同于高考的全国高中生知识背景高度一致，经历大学四年学习后，考生们的知识储备和经历已经有明显分化。比方说，税务部门显然很难招一个材料专业的应届生。
但这样一来，考生在海量岗位面前很容易形成一种自由选择的幻觉：考公这条路是自己选的，岗位是自己选的，备考是自己选的，笔试、面试也都是凭自己本事。其实，政权早在设置岗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对权力结构的操控：通过调整不同地区、部门、职能的岗位数量，实现最新政策的落实和区域间人才调度。此外，先选岗再考试可以在考试之前就剔除不合岗位资格的考生，这对于敏感岗位例如税务政法而言也尤其必要。
表面上，笔试作为考公的“最大公约数”，为考公提供了某种公平的假象。但决定性的竞争大都发生在笔试之外：选岗本身就决定了考公成败的一半、笔试前的资格筛选（例如通过限制报考条件来创造“萝卜岗”）、笔试后的面试和政审环节足以让考官在充裕的空间中精准选出他们想要的“类型”。所以，即便大部分考生都知道有关系户，只要笔试仍维持着形式上的公平透明，考生就愿意参加这场权力的游戏，心甘情愿地上赌桌。这种自主性和程序性将成为当代中国国家权威塑造的“新气象”，也构成习时代与毛时代的一个根本区别。
岗位设置：畸形权力结构下的补救方案
选择考公的第一件事就是敲定要报的岗位：是竞争极为激烈的中央部门，还是冷门偏僻的乡镇政府？是选择年年热门的海关税务，还是避开竞争去试试冷门的档案、林业、环保部门？
对考生来说，报名选岗这件事情有点像是一场“战力判断”+“避免扎堆”的游戏，不仅需要预判自身的笔试和面试能力，还要猜测其他考生的选择。既有可能出现大量畏难的考生扎堆在本不热门的岗位上，也有可能“爆冷”出现大热岗位很少报名的情况。岗位的资格要求越宽泛，报名的人自然越多。考公机构会根据考生本人的情况和意愿来建议，对于追求尽快上岸的人会建议挑选竞争较小的岗位（例如专业对口+偏远基层+带有实务辛苦描述，竞争比可降至10:1以下），对于成绩靠前的则建议冲击省直单位、市综合管理岗等晋升潜力更大的岗位。
从考生的视角看去是避免扎堆，从政权的视角看去则别有一番风景。公务员岗位的设置是几重逻辑叠加的产物：首先是填缺口，其次是满足年龄和专业结构要求，最后是响应国家政策。所谓填缺口，就是各地区部门为了维持行政运转必须要有一定的人手，退休、借调、跳槽、考走都会导致在岗人数不足，这在乡镇政府最常见，有能力者在进入乡镇后会设法尽快升走调走。此外，各单位都有年龄结构要求，专业部门如审计、公安等又会有各自的专业人才需求，这些需求也是每年考公岗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是国家“大政方针”也会出现相应的新设岗位，例如“乡村振兴”相关的“三农”和基层党建岗位。
岗位设置的背后是基于地域和序列的权力层级，以及这种层级必然形成的虹吸效应。省直、发达城市将周边县乡公务员中的精英吸走留下空缺，中央又进一步把各省精英吸走。所以历年考公的省直和中央岗位都是稀缺资源，竞争极为激烈，相比之下，县乡岗位的竞争比低得多，这是因为人才受政治资源的吸引，源源不断地从权力层级的低处涌向高处，从而在基层留下系统性空洞。乡镇和冷衙门只适合“上岸即可”的咸鱼，因为晋升机会、地位、寻租空间都很有限。
权力层级的虹吸必然导致整个官僚体制“头重脚轻”，政治资源高度向中央集中，基层则持续空心化。实际上，基层行政队伍持续失血已经到了引起体制警觉的程度。乡镇公务员平均任职3~5年就要调走，县乡实际到岗人数仅占编制的50~70%，年龄结构也越发老化，留不住年轻人。例如今年甘肃组织部发文提及“‘留人难’问题仍然存在”、“一些县（市、区）直单位甚至没有35岁以下公务员，年龄结构趋于老化”。近年考公岗位设置的基层化应看作对这一趋势的补救措施。
这很可能导致未来中国的地方治理持续恶化，但却不必然意味着政权不稳。头重脚轻的权力结构，或者说义务教育中反复渲染为一个正面词汇的“中央集权”结构，通过将资源全方位向权力中心聚拢而维持中央对地方、党对社会各领域的优势地位，体现为权力在上、责任在下的权责不对等状态，实际上反而有助于中央的权力维持。基层资源越少、负担越重，仍有望升迁的年轻公务员们就越渴望逃离，既无意愿也无手段去加强地方，这样一来，下级对上级、地方对中央只会更加依赖。
更麻烦的是，考公制度还在巩固强化这一结构。自认能力不足的考生为了上岸不得不选择更冷门和偏远的岗位，资格、笔试、面试、政审等环节也确保了省会和发达城市的好岗位总能得到能力更突出的考生。另一方面，随着考公岗位设置的“政策导向”越发强烈，新政策的出台也会将更多的治理任务抛向权力层级的“底盘”，形成更多的县乡岗位。
长此以往，按说中央和省市层级会面临持续拥挤膨胀的压力，尤其在公务员退出机制不畅、依然是“铁饭碗”的情况下。但吊诡的是，过去十几年公务员编制数稳定维持在700万左右，并未出现明显的人数膨胀。这说明，一方面，党组织对编制的控制仍然严格，核心权力岗位仍然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另一方面，全能国家的建设意味着治理任务的与日俱增，超出基层行政队伍负荷的部分，短期可以靠编外临时人员、新设办公室/团队/岗位和调动等方式缓解，长期则必须通过周期性的精简下沉来重启行政活力。这一周期可以看作是周雪光提出的治理周期的另一个侧面：在强调政治忠诚和安全的“紧周期”进行机构精简和人员下沉以换取基层执行能力，在强调发展和效率的“松周期”则允许更多的晋升空间来抑制地方离心。因此，对政治周期的把控，表现为五年规划与高层任期制，其实是中共确保“永久执政”的一大关键。（五年规划与高层任期周期的错开虽为历史偶然，但无意中形成了更稳定的政策结构，有助于防止高层换届引起政策剧变。但这一机制已随着2017年的修宪逐渐失效，表现为五年规划越发政治化，执行周期依从领袖意志而重排。）
这套玩法要能玩转，必须保证公务员是“铁饭碗”（稳定性作为政治奖励）和稀缺资源（控制编制总数），否则考公和晋升的激励不足，就无法确保优质人才资源向中央的持续输送。因此公务员退出机制必然有名无实。（读者可能会质疑这里所谓的“人才资源”——真的是“精英都在体制内”吗？我的看法是，一方面，就考公制度的发展和落成而言，党组织对人力资源的控制力无疑是越来越强了；另一方面，中共心目中的“人才”首先是对党国体制有充分认同、其次是具备文书行政等办事能力，至于在一个开放社会里广受青睐的才能，例如创造力、想象力、思辨批判能力，中共既不关心、也不想要。）
潜藏在岗位的区域差异和年龄结构要求背后的，其实是考公制度的一项核心诉求，即干部年轻化。党组织希望通过系统性的人才选拔机制，一边将毛时代的革命运动干部逐渐出清，一边培养形成“听党指挥、能打胜仗”的中式行政官僚队伍。但干部年轻化已经导致了一项严重后果：官僚年龄焦虑和政策短视。
1990年前后，中央提出干部年轻化，明确各级领导班子平均年龄指标，这意味着官僚若未能在年龄超线之前实现相应级别的晋升，晋升机会几乎消失。根据2013年《晶报》的说法（未能找到原始文本，但在《香城都市报》中有所提及可以证实），“如果你不能在35岁升到正处，45岁升到正厅，那么你的仕途很可能将从此止步。”又：“当今中国，干部升迁是要划出一定杠杠的。比如，副处，一般35岁以下，副局，一般45岁以下，副部，一般55岁以下。”
这种规则源自官僚考核标准的切换，从政治态度转向行政能力，言下之意是，如果你在同样年限内未能做出一定政绩、取得足够政治资源实现晋升，就说明你能力不足，理应在官场竞争中止步。但看似合理的设置会让有政治野心的公务员力求在最短时间内出政绩，必然导致基层治理的急功近利和短视。如果3~5年内没有拿得出手的政绩，上升通道将永远关闭；反过来说，哪怕存在“终身问责”的风险，只要关系打点妥当、政治资源充足，激进政策留下地方一地鸡毛也是值得。
更有甚者，根据这份报道，最终能升至省部级的官僚都有以下几个特征：年轻、高学历、多岗位经验、下过基层、所在地区表现出色、得到高层垂青、运气好。这实际上是在鼓励官僚的频繁调岗，尤其是要争取去发达地区执政，因为“越是出干部的地方，越是多出干部”（马太效应）；官僚也有更大可能形成“赌性”，赌高层意志、赌政策、赌关键岗位官员落马等。这些因素将导致官僚在实际施政中更加激进、更倾向于追逐政策热点（例如响应“新质生产力”导致产业扎堆和产能过剩），加重地方和基层财政负担，使基层治理进一步恶化。
总之，考公最初是作为改革开放的行政组织基础，但随着权力层级结构形成的虹吸效应、以及干部年轻化原则下的官僚年龄焦虑导致急功近利和赌性难改，这一制度已经出现了明显异化。其背后都是中央集权的畸形权力结构所致。考公制度可以看作是对这一权力结构之弊端所提出的一项制度补丁，但从目前看来，这项补丁已经基本失效。
行测：时间压力下的自主洗脑开始
在报名选岗并通过资格筛选后，考生就来到考公的笔试环节。笔试分两场（部分专业岗位有额外的专业笔试，这里略过不谈）：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试（简称行测），以及申论。
先说行测。行测基本照搬了广泛应用于西方公务员考试和企业招聘的能力倾向测试框架：言语理解、数量关系、判断推理、资料分析分别对应能力测试的语言（Verbal）、数量（Numerical）、逻辑（Logical）、图表分析（Diagrammatic），更不用说其全称就包含了“能力倾向测试”字样。但中国的考公也有自身的“中国特色”：在上述四大部分以外还有第五部分的“常识判断”，在考公制度初期，这个部分还算名实相符，主要考察中国现行法律、行政规章、自然科学、历史地理等方面，但最早自2011年起，常识判断部分就越发政治化，例如：
这些题目要么是迫使考生认同党国价值话术的“伪常识”问答，例如上面第3题的正确答案是“D、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根本不是在考常识，而是在考政治态度（到底是选D站在党一边还是选B站在人民一边）；要么确实是事实判断，例如：
这种题目往往披上历史“常识”的伪装，潜移默化地让考生对中共党史形成认同，而没有意识到其中对史实的筛选、粉饰甚至是篡改。考生为了答对拿分，必须熟练掌握官方版本的历史叙事。
还有一类题目，是强迫考生形成奥威尔式“双重思维”（doublethink）的，如下：
第三类往往也与第一类题目相结合，用未经定义的、情绪导向明显的含糊话语包装（“民主”、“真实”、“管用”、“全面”），为国家政策提供合法性：
这样看来，行测其实是新时代的“西体中用”：框架整体照搬西方成熟办法，内容则用各种“中国特色”来填充。作为行测框架的能力倾向测试，为考公的笔试提供了某种“现代性”的表象，但其时间压力的设置（即通过给出与时间不成比例的海量题目来测试考生的应变速度和时间安排能力），与其在“常识判断”和“言语理解”部分夹带的政治私货，两者在无形中形成了某种诡异的“协同效应”：当考生被要求在120分钟内完成130+道题目时，其在备考阶段就要逼着自己对这些伪常识形成“肌肉记忆”。借此，行测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完成了对考生的深度洗脑，其效果无疑比高考中渐趋边缘化的政治历史科目要好得多。
由于五种题目的难度和耗时不同，考生在备考时必须考虑刷题的性价比差异：首先，题海战术基本只对“数量关系”和“判断理解”两部分起作用，而受制于时间压力，考生往往选择投机取巧，通过相关课程和机构总结出的“秒题”办法，在无需理解题目的情况下迅速做完题目。例如：（源自B站“白天带你考公”）
这里的答题逻辑与题目没有任何关系，仅仅因为选项A的6和选项B的18加起来恰好等于选项C的24，就不由分说地“3秒选出C”，并美其名曰“懂出题人的思维”。机构老师们教授这些“提分绝技”与行测本身的能力测试初衷毫无关系，其“绝技”说白了就是保证一定成功率的猜、蒙、赌，从根本上解决时间压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考公广告里充斥着类似“淘汰老实人”的表述，因为如今的行测已经完全不是在考聪明才智，而是在考一个人投机取巧的意愿和熟练程度。
至于那些技巧性不那么强的题目，例如“常识判断”和“言语理解”，考生要想在这些领域拿高分，就必须让自己全方位浸泡在党国话术之中，例如定期关注官方公告、新闻和时政汇总，不断熟悉政策用语和口号以应对“常识判断”中的政法类内容，以及多读高质量文章（经济、历史、政策类）、练速读和抓关键词能力，以应对言语理解题。
“言语理解”部分的原意是筛选出语言能力较强的测试个体，但在公考中却演变成了筛选“与党国话语体系更加同频”的个体。随着习式土味话语（压茬推进、撸起袖子加油干、啃下脱贫硬骨头、刀刃向内等等）在党国体系内的蔓延，言语理解也日益“土味化”：
通过分数的奖惩机制，言语理解题形塑了考生的语言使用习惯，考生会逐渐把“套话—官话—政策话”理解为高阶的语言表达。这不仅是为其日后的行政文书工作奠基，也在无形中塑造着考生的底层观念，从语言风格上习惯、亲近、最终依赖党中央的表达。结合此前在“常识判断”部分对“双重思维”的塑造，考生最终将逐渐失去日常语感、满口官话并且以此为荣。
总的来说，行测借能力倾向测试的“合法”框架，塑造了一个看似公平、客观、理性的技术性笔试，但随着考公的政治化转向（考虑到中共政治周期的摆动，这是必然会发生的），随着那些被包装出来的“正确答案”逐渐渗入并成为考生最焦虑和最费心思的部分，行测已经演化成了“时间压力”+“党八股”的强力洗脑装置。而如果行测的“党八股”部分仍不明显，如果行测起码还有一部分的内容属于数学、逻辑和图表分析，那么随着笔试进入申论的部分，考生将迎接“党八股”的全面洗礼，无处可躲。
申论：接受“党八股”的洗礼
申论是笔试的第二个部分。考试时间180分钟：前50分钟阅读材料，给定五条左右的材料，每条材料短则数百字、长则五千字（近5~10年申论材料显著变长，总字数往往在6~8千字左右）；后130分钟答题，根据给定材料回答问题，一般是五道题，前几道要求200~400字以内简答，最后一道则是正式的作文题（1000~1200字）。
申论的材料多取自基层治理报道，即针对最新国家政策在基层的落实情况所作的新闻观察，乍看上去非常务实、没有假大空的感觉。直到考生按照高考作文或公众号文章的写法去写时才会发现不对劲：申论的评分标准不是文采、构思、立论，而是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对齐程度。由此应运而生一种申论备考方法：看新闻联播，在新闻联播中熟悉“党八股”。
B站拥有约233万粉丝的“公考小马哥”有一个万赞视频是讲新闻联播，用新闻联播来积累申论素材。其中有一段很有代表性：（视频18分55秒~21分19秒）
（新闻联播）民盟中央副主席 徐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现在开始又迈向新的征程。
公考小马哥：大家在平时学习的时候，一定要重视一件事情就是记忆！记忆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到了考场上，你面试，你只有一个人坐在这里，你笔试也是一样的，你只有材料，你只有试卷和草稿纸。所以说很多时候你觉得你会，但是你一考就不会，为什么呢，在我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没有记住……“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对不对，背呀！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啊。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这是什么屁话？这有任何的内容吗？它只是一个空洞无物的“定性”或“定调”，而这正是中宣部最擅长的技巧，通过大量模糊空洞的“定调”来垄断话语权、区分敌我、形成软性的奖惩规则。毕竟，说到底，由谁来界定何为“奋斗”，在何处“启航”，又有哪些事情应该被视作“征程”的一部分呢？但考生要想在申论上拿高分，就必须耳濡目染于这些“党八股”，熟记这些特定的提法和说法（“主要任务”、“两个‘凡是’”、“四个坚持”、“领导地位”、“百年未有之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好能做到信手拈来的程度。我不相信有哪位考生能一边对这些话术张口就来，一边又对党国体制保持全然理性。你必须先认同这些屁话，先逼着自己的大脑习惯甚至爱上这些表达。一旦你对其中的任何一个概念产生了一丝的嘲讽或不屑，落在笔尖上就一定会被考官察觉。这就是为什么考公机构要反复强调“记忆”，因为他们也清楚，像“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的屁话是没有分析价值的，它只是一句空洞无物的口号，你只能死记硬背。
许多人可能认为“党八股”的兴起意味着重回毛时代，但细究习时代的“党八股”会发现许多与毛时代不同的特征。毛时代的党八股更加情绪化，更强调斗争、批判、革命，语言攻击性强，在表达上更强调“思想正统”、“永远跟党走”，反对专业化和技术化，其功能也主要是为了党内思想改造。习时代的党八股则显得较为温吞、乡土、稳妥，语用多偏向务实、执行、吃苦肯干等方面，较少提及政治热情，煽动性远不如毛时代，也不像毛时代那样反技术反专业化，其功能随着受众的显著扩大而转变为政策宣导为主。
其实，政策宣导也是公考申论的一个核心功能。通过将最新国家战略内化到考生的思想和表达当中，可以有效减少公务员尤其是基层科员对国家新政的抵触情绪，并且在具体执行上更加精细地调控基层治理动作。考生为了考高分，也必须熟知近年的国家新政及其口号。
之所以让人感觉有毛时代回潮的嫌疑，与其说是因为习开启的国家治理全面政治化安全化的趋势，倒不如说是因为习开启了中国全能国家的一个新阶段：国家正试图前所未有地深度干预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基层公务员作为国家干预国民生活的“毛细血管”，必须在政策方针上保持与中央整齐划一。如果说毛时代的全能国家表现为“政治就是一切”，政治组织安排国民生活的一切内容，那么习时代的全能国家则表现为“一切都是政治”，借助无所不在的行政执法和基层官吏，试图全方位逆转改革开放后社会自由化的倾向。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边将党组织植入大中型民企、高校、互联网等有“自由化倾向”的组织形式，一边则通过在各领域颁布“大政方针”、配合考公等手段完成高度齐一的新政宣导和执行。
通过考公，习时代也完成了体制依附性的“版本更新”：毛时代的政治考验中，国民是被动响应的、是温顺听话的；但在习时代，被动服从已不足够，国民必须展现出更大的主动性，更早（体制依附的“受洗”在进入体制以前就已经完成）、更稳（选择考公本身就是为了“铁饭碗”、考试环节处处要求“稳定性”）、更自觉（主动写出体制希望你内化的口号、政策、办法）。这种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将意味着，新时代的“小粉红”们是心甘情愿地亲体制，比起以往被动服从的先辈而言，体制依附性反而变得更强了。
面试：官场一瞥
笔试分数排名前几的将进入面试环节。面试一般分为两种：结构性面试、无领导小组讨论。结构性面试就是固定题目，要求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口头回答问题。下面的视频是一次模拟面试：（【超99%备考人员，真实公务员面试考场85.6高分，结构化面试完整流程大公开 压迫感十足！】 ）
这道题的高分回答思路并不是高考作文式地放飞文采，因为考官前面提醒①每道题只有5分钟的时间②“语言尽量简洁明了”。要想拿高分，考生必须言简意赅地表达出自身焦裕禄般为党和国家工作的热忱和动力，同时还不能演得太过，而要尽量“务实”地承认工作的困难和可能遇到的挫折。说白了，这是一种新型“服从性测试”，考察的不是面试者的思维有多敏捷、思路有多清奇，而是面试者是否足够可靠、听话、“皮实”，重在态度而不在内容。视频中的高分考生用初中语文的水平谈及了自己作为“骏马”、“风筝”和“陀螺”如何受党的缰绳鞭策、保持平衡、在工作岗位上“转个不停”，既表达出对上级对党国的谄媚，又不会太过肉麻，并且以热心工作为表象。
像这样的面试，临场恐惧是常态，因此真正能够展现这种恰到好处的谄媚和服从的，必然已经在前期的练习中，最好是已经在学校干部的工作中熟悉过了。这些话语根本脱离日常实际，除非刻意训练否则不可能擅长。
无领导小组讨论（Leaderless Group Discussion）就是在给定题目下要求小组中的各考生讨论，往往还会要求小组形成政策共识。与企业招聘不同的是，在考公面试中若遭遇LGD，最终胜出的并非最能抢话头、完全支配整场讨论的强势玩家，而是具备沟通协调合作能力，不打断他人表达，但能言简意赅地总结和提出决策框架的人。这是理想状态，反映到实际考试中则完全不是这回事。假设考生都清楚“抢话头会被判低分”的潜规则，那么最优解反而不是追求讨论中的强势，而是严格遵守讨论规则、尽量表现出对组员的礼貌和尊重、收敛起攻击性、寻求总结和概括机会。所以实际LGD过程往往比想象中的温和礼貌得多，这当然不是因为考生真的这么礼貌，而更像是“笑里藏刀”，是表面一团和气，暗地里互相使劲的“中国特色”官场画面。（模拟实例）
也就是说，考公的面试实际上已经在要求考生提前熟悉官场生态，最终筛选出的也一定是最会做样子的“人精”。
在习时代，公考面试发生了几重转向：政治“官话”化，例如某省2022年面试题“如何理解‘两个确立’对基层工作的指导意义？”直指考生的政治态度和对党国话语理念的认同；岗位专业化，纪检监察、财政、公安、科技管理等岗位引入了专业领域的案例分析题目；突发事件应急，比如疫情、公共安全、群体事件、突发社会矛盾处理案例。考官常问“遇到突发事件，你如何在短时间内做决策和协调资源”，或模拟基层现场处理流程。这些转变仍是习政府“既要又要”的体现——既要政治上的“红”、又要技术上的“专”——但实际执行上当然是政治上的“红”更能拉开分差。
考生若顺利通过资格筛选、笔试、面试，那么只要再挺过体检和政审环节，就能够正式“上岸”。关于政审，近年的趋势是新增“网络行为”审查，考生若曾在网络上发表“极端言论”、传播不当内容，都有可能被取消录取资格。考生已经在笔试面试等环节戮力甚巨，若在政审环节止步将难以接受，所以，可以想见的是，随着考公热度的持续飙升，中国年轻一代将更加“谨言慎行”。
考公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手段
重新审视考公，你会发现，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党国传统控制手法的范畴，结合现代能力测试技术、新型党八股、官场生态模拟，形成了独特而诡异的筛选机制。最终筛选出来的是哪些人？人精？乖乖仔？还是就像习本人的机器人？以及，这样的筛选机制真的能实现“精英都在体制内”吗？这些问题我想留到本系列的最后，在仔细辨析中国年轻一代“小粉红”的观念之后才来回答。
眼下可以肯定的是，考公既不是一场单纯的考试，也与任何一项传统思想控制技术不同，它是“愿者上钩”的，但却用大量被包装好的正确答案、新闻联播式的语言风格、政策宣导驱动的新型党八股、以及充斥着政治效忠和勾心斗角的官场生态模拟，全方位地塑造了参与这场考试的每一个人。
考公的报录比长期维持在50~100，也就是说，每年只有1~2%的报考者能够最终获得录取，而投身考公大潮的年轻人们大多会选择在这个战场上坚持2~3年时间，意味着最终只有5%左右的参与者能够成功上岸，其余落败者由于沉没成本太高，大多选择退而求其次地考事业编、辅警/书记员/街道“劳务派遣”等非正式编制、或是央企国企等机会。这就意味着，考公所影响的远远不是体制内的数百万公务员，而是20倍于此的考公参与者，这些人在经受了考公的洗礼后，成为公务员、医生、教师、城管、街道网格员、银行职员、国家电网员工等等，也就是说，是这样的一批人在成为维持中国基本运转的“人力基础设施”。
考公或许不能做到“入脑入心入魂”，但它绝对可以让一个人开始怀疑自身对党国空洞话术的本能厌恶，让人逐渐接受一套“虽恶心但管用”的话语、观念、生活方式，让人学会去接受一个由潜规则、非正式关系、个人效忠网络编织而成的前现代社会图景，并且以国家和党中央为马首是瞻，无来由地认定国家最新的“大政方针”是英明神武，是指明人类前进的方向。只要考公的热度不散，中国年轻一代的体制依附性就只会不断加强巩固。致力于中国民主化的人们，如果拿不出足以与之抗衡的系统性知识、话语体系、思想资源，也拿不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化组织和思想运动，甚至连我们在对抗的敌人是什么都不清楚，那么这场文化战争就几乎注定是一边倒的惨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