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禁书目录：在政治溃烂的年代，重读禁书的意义

重读禁书就是我们最低限度的政治抗争。

不久前读完高华的名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非常惭愧，其实早就知道有这本书和这位学者，但是直到最近才提起兴趣把这本书读完。不过，转念一想，像我这样对党国历史一无所知的年轻人，恐怕不在少数吧。

我想到若干年前，某位高中同学跟我推荐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我出于一贯的高傲和刻板印象（心想这大概是沈从文之类的民国文学吧），把他的推荐忽略了。直到最近我才知道这是一本讲述反右运动的书，才意识到这位高中同学早在十几年前就是个十足的“反贼”了，而当时的我虽不粉红、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仍保有大量虚幻的想象，如今看来，这些想象已经对我的人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例如，让我对中国股市抱持着无谓的期待），所以我禁不住想，要是当时听进去了这位同学的推荐，在心智初开的年纪就接触到这些信息，看清我所处的这个社会和国家的真面目，我的人生会不会少走很多年弯路，会不会比现在更加精彩。

在我的读书时代，禁书多少笼罩着一层神秘而诱人的面纱。读禁书在那个时代是一种时髦。思想先进一些的同学会像互传机密一样地讨论韩寒的《他的国》《独唱团》（看到“独唱团”的英文是“Party”就知道有多反动），出境旅游的时候会对“九评”和“三退”感兴趣，在人前人后闲谈的时候更是以自己的“禁书”储备为傲。这样的时代似乎已经一去不返了。现在的年轻人也追逐一些神秘，只不过方向完全调转，他们感兴趣的只是美国的“斩杀线”，不是中国的黑历史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何以至此

读《红太阳》时，心里不住地在问的也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中国共产党早期不是没有理想主义的人物，也不是没有正人君子，例如在富田事变里力主温和处理的项英、写出《野百合花》的王实味、在整风审干中保护青年的元老林伯渠和谢觉哉、负气离开延安的黄药眠……可是为什么到最后上位掌权的是毫无道德人品可言的毛泽东？为什么最初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革命事业，到头来变成这样？

“何以至此”是我读禁书“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很多人读禁书，要么是为了猎奇，要么是为了一种道德上的义愤和宣泄，为了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控诉和抨击中共。这当然是正确且必要的，可是这种读法已经太泛滥了。我想读出点新意。

对我来说，读禁书不是为了叹惋历史，而是为了关照现实。读禁书有可能帮助我们应对现实么？有。但我们必须很小心地比对当下和历史。譬如，在读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时，读者很容易在当时的狂热分子中看到今日的倒影，然后过于草率地认为大跃进和文革将很快重演。我的理解是，当下对历史的重演不会这样机械和重复，所重演的只是权力结构、行为模式、人际关系，而不是具体到饿死人、文攻武斗。《墓碑》中刻画的历史过程，是无视自然规律的中央指令和政治狂热下的层层加码，以及在酿成灾难后的中央卸责和基层干部遭殃。是这种动态延续到了今天。当年被当作替罪羊献祭的基层干部、大队长，形如今天在房地产熄火后被牺牲的房产商、包工头，而当年被饿死的广大农民，在今天则作为建筑工地上劳累伤病、人生被燃尽的农民工群体重现。灾难的表现变了，不再饿死人了，而是用欠薪、工伤、城乡双轨制来压迫农民工。一旦认清这层现实，就能在中国房地产一路高歌时预见房产商的末日，在中国金融界一片光明论时预见“金融姓党”和降薪潮的来临。所谓“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前提是你得知道哪里是危墙。

不过，比起当下的现实，我还想从禁书中读出更远的未来。一个民族的历史过程，取决于这个民族的人格和性情，进而取决于这个民族所养成的习惯、所秉持的信念。倪匡早在1983年的小说《追龙》里就有一段讽喻香港的陨落：

不必摧毀大城市的建築物，不必殺害大城市的任何一個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來，這個大城市和以前一樣，但只要令城市原來的優點消失，就可以令它毀滅死亡。

香港的优点就是自由，当自由消失，香港就会慢慢枯萎死亡，正如我们今天所见。倪匡多次强调一国两制的不可信，“只是共產黨說了算而已”，这种政治嗅觉恐怕跟他50年代在大陆读“革命大学”、搞土改、抓反革命的经历有脱不开的关系。他之所以能作此判断，不是因为他对中国历史有多少了解，而是因为他对党国体制有切身体会。党国就像一架巨型机器，用杨继绳的话说：

在任何情况下，多数人是服从制度的，反制度的只是个别的例外，反制度者通常会被制度所粉碎。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制度是一个“范”，即浇铸铸件的模型。不管怎么样坚硬的金属，只要融化成液体注入这个模型里，出来都是一个样子。不管什么人进入极权制度这个模型，出来都是两个背靠背的连体人：专制者和奴隶的连体，即在下级面前是专制者，在上级面前是奴隶。毛泽东是这个模型的制造者之一（严格说来他是专制模型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自己也要受制于这个模型。在这个制度框架中，毛泽东行为有其自觉性也有他的无奈。任何人无力与这个制度抗争，毛泽东也不例外。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杨继绳

毛泽东不仅创造了这项极权制度，更重要的是，他还为这项制度赋予了一种独特的人格，一套自我闭环的斗争哲学，以及围绕这套哲学而形成的一系列思考习惯和行为模式。讽刺的是，到最后，毛本人也被他的这套斗争哲学所斗垮了。当代的毛粉回潮，其土壤不仅是制度，更是这些观念和习惯，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何毛主义会在相对远离体制的私企、学生、村镇爆发。观念和习惯会随着代际而传承，除非我们认清这种毛式人格的内核，对这些观念和习惯发起反抗，否则，我恐怕仅仅改变纸面上的规章制度，只会让中国的政治转型功亏一篑。

所以，回到《红太阳》，我认为高华在这本书里提出的最最重要的问题，是关于人格的问题：为什么最终是毛式人格在中国步入现代的过程中取胜？为什么其他人格要么是斗争落败、要么是甘愿俯首称臣呢？从人格的问题上，我们才能更好地追问未来：今日的中国社会，是在培养、奖励、歌颂什么样的新型人格？这种人格如何延续或反叛了上两代人传下的观念和习惯、又将如何主导中国的未来？

党国禁书目录：是什么、为什么

带着这些问题，我想开启一个新的写作系列。我给这个系列起名“党国禁书目录”，目标受众是对中共历史缺乏了解的年轻人，当然也就包括我自己，希望能从这些禁书中最低成本和最快速度地完成我们这一代人的自我启蒙和政治觉醒。

我的设想是，这个系列中的每一篇文章都会介绍一本有重量、有深度的禁书。但我不希望写成无聊的推荐序。这些文章将以一连串的问题构成，问题的范围不局限于所推荐的书本身，而是以原文为出发点延展到相关的历史事件、人物、思潮等，最后挂接到我们身处的当下社会。诸如延安整风运动、国共内战、土改、反右运动、大跃进和三年饥荒、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事件，每一件都深度影响着当下中国，每一件都值得环视综观、与当下互动勾连。

我也希望这些文章是有趣的，但不是像听床或姨学那样的“有趣”，而是因实用而有趣。我希望为中国年轻一代提供有现实关照的行动指引：你应该关注中国人独特的权斗模式，读懂权力关系中的特定话语，学会预判体制内外的风险点，最后，如有可能，试着以可承受的成本去改变周遭的观念和习惯。（我不鼓励任何人无脑冲塔，但我支持有充分风险认知、有策略有章法的灵活反抗，为此你必须先理解这个体制的运转逻辑。）

疫情后的这三年给我的体感是中国社会的观念在快速堕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向左转、拥抱体制、嘲讽民主宪政和开放社会。这当然有可能是高估了形势的严峻，毕竟反贼们在墙内无法发声，粉红们却可以一路高歌猛进，但无论如何，观念上的斗争是急迫且重要的。禁书就是我们用以从事观念斗争的有力武器，是最低成本的“吐狼奶”教程。在这样一个政治溃烂的年代，重读禁书就是我们最低限度的政治抗争。看看苏联人民如何用阅读来反抗极权统治：

地下出版（Samizdat）不仅提供了新的阅读内容，也创造了新的阅读方式。有一种是“通宵式阅读”：你彻夜不眠，匆匆翻阅一叠洋葱皮纸，因为你只被允许在二十四小时内读完那部小说，第二天沃洛佳就要取回；而且，撇开沃洛佳的期待不谈，你也不愿意让那本特定的小说在自己家里多停留哪怕一刻。还有一种是“慢动作阅读”：作为获得阅读一份地下出版文本的代价，你往往不仅要归还原件，还要向出借者交回若干份副本。这意味着，你必须一边阅读，一边用打字机重新敲打一份新的文本。厚厚一叠洋葱皮纸与复写纸交替铺陈，在滚筒上一行一行地推进，三层、六层，甚至多达十二层。“你的肩膀会疼得像伐木工人一样，”一位打字员这样回忆道。

经验丰富的地下出版读者甚至声称，他们能够判断任意一张纸在打字时与色带之间隔了多少层。还有“集体阅读”：对于那些供不应求的文本，朋友们会聚在一起，围着厨房的桌子形成一条流水线，把每一页依次从一个读者传到下一个读者——这是书籍无法做到的。此外，还有“地点限定式阅读”：有些文本过于珍贵、过于脆弱，或过于危险，根本不能外借。要读托洛茨基，你必须去这个人的公寓；要读奥威尔，则得去那个人的家。

无论在何时何地被阅读，地下出版都带着一种“违禁之物”特有的战栗感。它那寒酸破旧的外观——磨损的边角、褶皱、墨迹污痕，以及残留的人体汗渍——反而更加凸显了它的真实性。地下出版物把阅读本身转化为一种越界行为。读者一旦摆脱了那些仍在与内外审查者周旋的作家所使用的“伊索式语言”，便会想象自己属于世界上最前沿、也最隐秘的读书俱乐部。其他成员是谁？在你此刻手中捧着的这些洋葱皮纸之前，又曾被哪些人触摸过？在你与作者之间，究竟隔着多少次重新打字的传递？

To the Success of Our Hopeless Cause: The Many Lives of the Soviet Dissident Movement, Benjamin Nathans

这种抗争可能是老土的、过时的，我也不期望仅凭一己之力就让这种“行为艺术”在新时代重获新生。可是，犬儒如我们这一代人，还能做些什么来对抗无所不在的政治压抑呢？熊十力说，乱世更应该读经。来读禁书吧。

选哪些书呢？

我的选书标准有三：

1. 必须对党国体制和官方意识形态有足够的破坏性。单纯因为作者被禁而“误伤”的，与政治、经济、社会无关的，一概不予考虑。立场过于“保皇”的也不予考虑，除非能够提供有价值的内部视角。

2. 必须是有温度的、持人道主义立场的、希望中国变好的。过于学究和“理中客”的，例如一些专业领域的学术著作，也都不考虑。我希望这种阅读能够带给读者切身感受，最好是切肤之痛，就像倪匡50年代的亲身经历教会他看清中共的真面目那样。这是只有中国人能够理解和体会的，是大多数外国观察者所缺乏的体感。像轮媒那样的支黑立场也不考虑，因为政治运动必须解决身份认同的问题，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不应该被中共抹黑，事实上，我认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将中国与中共逐渐区分开来。用倪匡的话说，「愛國必須反共，反共才是愛國。」

3. 必须与当下现实困境有所关联。无论是从体制的权力结构上，从财政的“软预算约束”上，从社会治理的“运动式整治”上，还是从言论审查、思想改造和对非官方身份认同群体的迫害上，都可以也都应该反映出历史与当下的连接。读禁书不是为了翻旧账、评功过，而是为了理解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理解这个国家的运作机理，重新审视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处境，调整我们与国家的关系，最后，去思考个体政治行动的可能与边界。

这三条标准其实可以作为广义而言的选书标准。我尤其不赞同完全用AI总结来代替原文阅读，上述三条标准都构成反对AI代读的理由：首先，AI的措辞过于客观机械，缺乏优秀作者力透纸背的表达，缺乏情绪感染力，不足以解构党国长期的洗脑话术和政权合法性；其次，AI的立场常常不偏不倚，正面说三点，反面说四点，显得自己“各打八十大板”非常公允，缺少自己的价值判断，也缺少人文关怀；最后，AI的总结并不指向任何现实行动，AI总结读多了给我的感觉是，我连亲手写作都懒得做了，信息太多，论点太多，反而失去了对现实问题的聚焦。

我的写作也绝不能代替原文阅读，我希望大家都能回到文本当中，从中汲取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智慧。

“我们总是要怀有理想的”

韩寒的《独唱团》封面：

“我们总是要怀有理想的。写作者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让作品不像现实那样到处遗憾，阅读者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用眼睛摸一摸自己的理想。世界是这样的现实，但我们都拥有处置自己的权利，愿这个东西化为蛀纸的时候，你还能回忆起自己当年冒险的旅程。”

如今读来，曾经最酷的韩寒也显得矫情。可是这不代表他们真的那么矫情，这只说明，我们都已经变得太过世故，不知理想为何物。在今天，只敢向企业家同行发难的罗永浩可曾忆起他在《独唱团》里贡献的一篇《秋菊男的故事》（故事里的“我”扮演了一个向体制维权失败的角色），畅销书《蔡康永的说话之道》的作者可曾记得他在《脏话到底脏在哪》里正儿八经的脏话研究，咪蒙又是否还能面对她笔下特立独行的、作为“16世纪精神先锋”的金圣叹呢？最后，韩寒又会不会为自己“日”后的赛车手和电影导演事业感到脸红——原来这就是你所谓的理想啊？

谁比谁堕落得更快更彻底、谁又比谁更愿意“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永远傻X）”？作家、记者、诗歌、锤子，都太土了，理想也太土了，不如还是“贵柔就下”，舒服地跟这个时代打成一片。我当然不敢苛责上述每一个人的任何决定，毕竟，一个人能够改变些什么呢？可是，如果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理想，凭什么向我们兜售，凭什么骗我们下水？我拒绝这样轻飘飘的理想。

如果有什么非说不可，冒险不是为了多年以后的吹牛回忆，冒险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现在，为了不是让作品、而就是让现实少些遗憾。来冒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