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共是怎样变质的

The more things change, the more they stay the same.

从帕斯卡的赌注说起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叫“帕斯卡的赌注”：上帝是否存在无法用理性推断。假设上帝存在的概率是p，那么一个人选择押注“信上帝”，若上帝存在就可以取得无限大的回报（p*+∞ → +∞），若上帝不存在也只是付出有限的代价（在人前显得愚蠢），这项赌注有着无限大的回报率，所以人们应该信上帝。

对帕斯卡的这套逻辑，一直以来都有很多批评声音，例如：这还算是发自内心的信仰吗？信上帝形如下注，如此功利的心态，上帝又怎么会答应？

著名的毛泽东专家冯客（Frank Dikötter）在作客胡佛研究所的时候，被主持人问及“中共到底是像铁托那样把共产主义当作工具、还是像苏联那样把共产主义当作信仰”，冯客的回答不出我所料：两者都是。这就是帕斯卡的赌注：既是信仰，也极为功利，只要把上帝的天堂换成世俗的天堂就可以了。

在读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下称《红太阳》）一书时，最大的疑问，或最让我过不去的地方，正在于此：无数次下令反复清洗党的毛泽东，他真的相信共产主义吗？这不仅是我的疑问，也是《红太阳》出版后遭遇的最大诘难：

[曾在張聞天身邊工作多年的何方] 批評《紅太陽》一書「把黨的領導人大多看成了缺乏崇高信仰和廣闊胸懷的爭權奪利之徒。他們之間的關係不是爾虞我詐，就是勾心鬥角；……幾乎看不到什麼團結互助、患難與共的同志情誼。」「就是毛澤東，也不能說他完全是搞『權謀政治』，一切都是為了抓權」，「不能把延安整風完全看成上層一些人的爭權奪利，加以庸俗化。」

——《對拙著《紅太陽》一書批評的總回應》，高華

我们今天可见的更多批评恐怕恰恰相反：说中国共产党有理想，根本是一派胡言，以毛泽东为首的这帮人全无底线，所作所为皆是为了掌权，共产主义只是个幌子，只要能够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做什么都可以。真是这样吗？

深入研究中共党史的高华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竟是与冯客不谋而合：

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运用其政治优势，彻底改组中共上层机构，重建以毛为绝对主宰的上层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同时，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毛泽东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彻底转换中共的「俄化」气质，将中共改造成为毛泽东的中共的过程。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前言，高华

前半句讲权斗，后半句讲理想，两者非但不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很多人只能理解一半，要么只看到权斗的一面而忽视其理想情怀，要么只看到理想的一面而忽视权斗的残酷。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是，由于毛所打造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理想愿景过于粗鄙和现实，很多人无法理解这是一种怎样的理想，甚至于无法理解，这样的一种世界观也能称作是理想吗？撇开道德谴责和价值判断，单纯从历史事实出发，恐怕我们只能承认，这确实可以是一种理想，这也确实构成了过去百年中共的核心价值理念。

若一厢情愿地认定中共是只顾权谋利益、没有政治理想的苟合之众，一定会错解其行为逻辑，误以为可以靠西方的经济利益实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不。中共的理想就是消灭资本主义世界，这个理想不改，中共绝不会被演变，而这个理想一旦更改，中共也就不再是中共了。

延安整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产物

但重新阅读《红太阳》的价值远不止于此。我援引帕斯卡的赌注，也绝非为了表面上的相似性。实际上，帕斯卡代表了全球现代化转向背后的思想暗潮，即宗教激情与技术理性之间的内在矛盾。如许成钢所言，共产主义运动的蓝图源自基督教乌托邦主义，是从“自愿的共产主义”劣化为了“强迫的共产主义”。现代化进程不仅催生出了发达资本主义的民主开放社会，也反向诞生了其邪恶双生子，即极权主义/全能国家。中国就是后一种情况。读罢《红太阳》，如果要对这本书作一句话总结，我的结语会是：

毛泽东凭借延安整风运动打造的中共极权统治，应该被看作是全球现代化过程强烈冲击中国后的畸形产物，并非中国拒绝现代化的结果。现代化的内在矛盾经延安整风深度植入了现代中国：毛所选取的中国特色要素与现代极权的结合，既赋予了中共顽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也决定了中共反复清洗和自我毁灭的悲剧性。中国的问题因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正因中共是现代化进程与传统中国激烈碰撞催生出的畸形产物，而现代化仍然主导着我们所处的时代，所以，延安整风运动背后的思想、制度、人格，至今仍然深度影响着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例如，高华就提到蒋介石对延安整风的看法：

對於 [延安整風…] 蔣介石也很欣賞和羡慕。1944年1月，蔣介石還對此表示反感 [……] 1945年9月，他又在日記中指責中共實施「階級獨裁」，所到地區「信仰、言論、行動，皆絕對統制而無自由」，但是隨著抗戰結束後內戰再起，國民黨在戰場不斷失利，蔣介石卻高度肯定延安整風的模式，稱讚其爲「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辦事方法」。然而，眞正仿效、借鑒延安整風，還是數年後在台灣進行的「國民黨改造運動」。

——《對拙著《紅太陽》一書批評的總回應》，高華

当今中共对台湾国民党的渗透之顺利，背后就暗藏着蒋介石对台湾的思想改造基础。当今的国民党渴望政治力量，形如当初的蒋介石羡慕延安整风。由此看来，《红太阳》所揭示的问题非但没有离我们远去，反而随着台海危机的不断升级而愈显急迫。

因此，读《红太阳》的首要任务，不是从道义上对中共的黑历史大加挞伐，而是从事实上理解延安整风为何如此有效、毛泽东为何所向披靡，以及，为何现代性的中国化会采取如此丑陋的形式，中国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红太阳》的明线：一路过关斩将

《红太阳》一书的叙事，说简单也简单，就是毛泽东如何在中共党内一路过关斩将、最终登上权力顶峰的故事。不妨把这个故事当作一个RPG游戏来理解：毛主要过了哪些关、斩了哪些将？

首先是江西苏区的“肃AB团”事件，对赣西南地方红军领袖李文林的斗争，其手法就是“将整党与肃反相结合、以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为清洗对象”，进而将一切同情地富分子、对肃反政策表达不满的也一概当作敌人来清洗。早在1930年，毛就已经率先“将「打倒机会主义领导」与肉体消灭结合起来”，开创刑讯逼供和越供越多的先河。

然后是以博古、张闻天等为首的中共中央。此时的毛仍只掌握江西苏区的军事力量，在政治上缺乏话语权和影响力。他先是联合张闻天、王稼祥去压制博古、李德，成功后立即着手压制张闻天、用刘少奇来取代张闻天的党内位置。这里已经看出毛的用人逻辑：忠诚高于能力，地位必须分清。资历不逊于毛的张闻天不可能被“招安”，更优的选择当然是资历尚浅但同样具备理论能力的刘少奇。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出于对苏联安全的考虑，指望中国拖住日本”，于是指示中共配合国民党形成抗日“统一战线”，对此王明全力支持，毛泽东却是极力反对。不敢直接忤逆斯大林，毛摸索出了一套对苏联“阳奉阴违”、装傻充愣的糊弄办法，同时在恰当时机给斯大林献上大礼换取其容忍（例如第六章第二节称赞苏联与日本签订的、有损中国利益的〈苏日中立条约〉），充分显示出其阴阳两面的人格特质。在实际战斗中，则是尽量避免与日军交战，采取最怂的“山地游击战”以最大程度保存共军实力。党内一切同情和帮助国军抗日的，都被毛斥作“投降主义”。（我至今理解不能，真正的投降主义难道不是消极避战的毛吗？毛的所作所为根本不是为了中国，只是为了中共。）

1937年11月王明回国，毛泽东迎来党内生涯以来最大难关。毛对王的策略首先是垄断军权和情报，尤其是与苏联方面的联络。王明的党内声望很大程度上来自斯大林对其的撑腰，切断王明与苏联的来往，就可以逐渐削弱其声望。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中，王明如日中天，毛选择避其锋芒，让步，等待，寻找反击的时机。1938年，毛先后派出任弼时、王稼祥寻求苏联方面的认可，最终王稼祥带回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旋即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坐实自身作为中共领袖的地位，为此宁可在论争上向苏联和王明退让，发表《论新阶段》承认王明的正确（事后再删去该文并将王明打为“右倾投降主义”）。

对王明的权力斗争证明是一场持久战。1938-40毛专注于从思想上对抗和瓦解王明的权威地位，同时用“挖墙脚、掺沙子”（提拔青年理论新手取代留苏派）、“甩石头”（《六大以来》重新阐释党史）等办法来削弱王明的实力。最终在1941年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将这一党史阐释彻底坐实，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口号，把王明也纳入「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当中。至此，“王明实际上已退出中共核心上层，从此不再对中共重大决策起任何作用。”（第七章）

到了1942年，王明、博古等留苏派已经被彻底打倒，在高层政治中毛已经稳坐皇位，为什么他还要再搞一场声势浩大的整风审干运动、把清洗深入到全党中下层干部中？高华的答案是：

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根本目的——彻底肃清国际派在中共的影响，打击和争取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的力量，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中央，进而确立毛个人在中共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 [……] 毛执意在党内开展肃反的最终目的，主要还是在全体党员的心目中植下对自己的崇拜和敬畏……

换言之，毛不仅要成为中共头号人物，更要成为中共唯一的一尊神像，成为无人胆敢挑战的“独一档”。他非要跟中共第二号人物在权力和声望上拉开指数级的差距，非要让所有其他高层人物“手执笔记本奋笔疾书”、“状似一群恭敬的小学生在聆听老师的教诲”，否则不肯罢休。

但这只是高华叙事的明线。暗藏在权斗背后的，是一个关于理想的故事。

《红太阳》的暗线：将革命理想定于一尊

政治是权力的游戏，但政治也是理想的角逐。仅凭武力不足以取得广泛的认同，更无法激发将士在沙场上抛头颅洒热血。你可以质疑政治人物本身相不相信他口中的政治理想，但哪怕他本人不信，他也必须让周围人信，为此他装也得装出一份信仰来。这就是为什么一切政治运动都带有价值判断，不是单纯的利益交换。这也就是为什么毛会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激烈地反对党内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倾向，因为，在毛看来，道不同不相为谋，国民党抱持着与自身完全不能兼容的政治理想，合作是不可能的，哪怕为了暂时的政治利益都不可能。放弃这一点，就等于放弃整个的政治生涯，所以当王明败下阵来、开始跪舔毛和恳求放过时，毛的反应是：

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第一个站出来吹捧毛泽东的人是王明。1940年5月，王明发 表〈学习毛泽东〉一文，对毛的「革命意志」，「非凡的革命胆略」，进行全面的赞颂。 然而，毛泽东看透了王明讨好的用意，一点也没放松清算王明的准备工作。王明的如意 算盘全部落空，不仅讨好的目的未达到，还徒增毛泽东对他的轻视和鄙夷。

我们可以想象，每一次政治斗争，对毛来说都不单是政治军事权力的斗争，更是思想、理念、话语的斗争，毛不仅要在事权上掌握一切，更要在话语和理想上“定于一尊”。潜藏在每一次权力斗争背后的理念之争同等重要，或许更加重要。

在肃AB团上，毛如此执着于全面没收土地，执意要把那些主张只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人打为国民党渗透入党的“AB团”，精明机敏如他，不可能不知道其中有大量冤假错案，或许一些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AB团，但他仍然要大开“革命绞肉机”、坐视其爪牙将一些地方50%甚至75%的党员绞杀殆尽，恐怕不仅是为了夺权，也是因为他相信仅仅在思想上不支持全面没收土地的、都是潜在的反叛分子。

在向中共中央的攻势中，先是拉拢更加贴近中国的张闻天去反对更加亲苏的博古、李德，然后再借助更加贴近毛自己（毛自己就代表草根中国）的刘少奇，去反对“教条主义”的张闻天。其背后的思想斗争是，苏联模式不适用于中国，只有遵循毛所设计的草根中国路线，中国革命才能成功。这一正确判断是中共的幸运，但却是中国的不幸。

对王明的斗争，应该看作是毛式草根中国路线与苏联路线的终极对决。毛凭借其多年在中国摸爬滚打的经验断定，中国不具备走苏联城市重工业路线的土壤，并据此将留苏派一概斥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将熟读马列原著的王明张闻天之类知识分子斥为“最无知识”，将他们口中的教条斥为“比狗屎还不如”，言下之意是，只有我毛泽东最懂中国，只有我毛泽东知道中国革命该怎么搞。毛没有什么哲学理论和抽象思辨能力，他有的就只是一辈子的实战经验，他当然要以此为夸耀之本，将一切偏理论讲逻辑的打成“臭狗屎”，可是这样一来，反智主义就在中国生根发芽了。

毛为了在思想上胜过王明，动用了一切可用资源和力量：先是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本质就是融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列宁党模式与中国农民造反、「马上打天下」的传统于一炉）；再以斯大林的《联共党史》为蓝本，炮制出《六大以来》，将中共历史篡改解释为毛式正确路线与各种错误路线的斗争历程；提拔陈伯达、胡乔木等人来帮助自己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构建。1941年，在组织、人事、宣传各方面“万事俱备”之后，毛泽东终于祭出他意欲强加于全党每一个头脑的“思想革命”，对此，高华的总结如下：

毛泽东的思想革命包含了四个重要原则：

一、树立「实用第一」的观点，坚决抛弃一切对现实革命目标无直接功用的理论，把一切无助于中共夺取政权的马列原典一概斥之为「教条」。全力破除对马列原典的迷信，集中打击中共党内崇尚马列原典的老传统及其载体——党内有留苏经历的知识分子和受过西方或国内「正规」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的精心引导下，中共党内最终形成了熟悉原典有错、少读原典光荣的新风尚。

二、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为集中打击俄式马列主义，毛泽东在短时期内借助党内自由派知识分子，围剿留苏派，一经利用完毕，毛迅即起用已缴械投降的原留苏派，联合围剿党内残存的「五四」影响。

三、将「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观念系统化、理论化，并将其贯穿于中共一切思想活动。

四、把宋明新儒家「向内里用力」的观念融人共产党党内斗争的理论，交替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慑的手段，大力培养集忠顺与战斗精神为一体的共产主义「新人」的理想人格，并在此基础上构筑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的基本范式。

直到1942年的整风运动时，毛的全副注意力都用在了思想改造上。此时毛的攻击对象已经不是具体的个人或路线，而是笼统到极点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太鸡贼了：一切比毛教条的都是“教条主义”，一切不如毛教条的又都是“经验主义”，除非时时事事紧跟毛主席的步伐（像刘少奇和康生那样），否则就都要接受改造。

仅就权力而言，毛已经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没有理由再掀起运动，可是他还是坚持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对抗仍然激烈的时刻，花了足足三年时间大搞整风，原因就在于，毛要实现的绝不是单纯的夺权，他还要将自己深信不疑的中国革命蓝图刻到每一个中共党员的脑海里，如此他才稍感放心，不仅是对自己的地位、也是对他心中的政治理想。由于他如此深度地自我催眠，催眠到相信自己就代表着全中国人民的利益，相信全中国只有自己真正掌握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人间天堂的方法，于是乎一切对他本人的不满，在他眼中就自动变成是对全中国人民的福祉、乃至对中国本身的攻击，就是反党反人民反中国。（至于毛本人所犯的错误，充其量是“舍小节顾大局”，例如在整风最疯狂的“抢救”阶段被缓慢叫停后，军委三局局长王峥带一批受冤屈的干部向毛泽东讨说法，毛的“道歉”是“本意为同志们洗澡，灰猛氧放多了一些，伤了同志们娇嫩的皮肤”——合着根本不是毛的错，只是同志们皮肤娇嫩了些。真是人至贱则无敌。）

至此，毛对全党思想的改造基本完成，中共真正从原来以马列主义为纲的政党，转变成了实用第一、反五四价值、农民主体、刀刃向内的毛式政党。原本纯粹的信仰，至此已变得极端功利和粗鄙。帕斯卡的赌注已经押上。

对于《红太阳》的叙事，若只理解到“权力斗争”的层面（明线），则毛泽东不过是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权欲成瘾者，不过是战争能力超群的一个暴君；只有看到“政治理想”的层面（暗线），才能明白：毛泽东不是随处可见的恶人，而是病态自恋的疯子。

机制、话语、人格

高华为自己的书起名“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明线是“怎样”（how），是权斗、机制、手法，暗线是“为何”（why），是理想、话语、主义，但真正赋予《红太阳》一书极大精神震撼力的，是他对中共高层人物的生动描写，是人格。

所谓机制，就是毛如何利用肃反、整风、审干等手段，设计一系列组织、制度、整人手法，动用新闻、文艺、教育等力量，甚至发动群众来监视和攻击政敌，以达到彻底收束权力的目的；所谓话语，就是毛如何合理化自己的残酷手段，如何相信这些整人办法和权斗技俩都是为着一个崇高的政治理想，又如何发展和夯实他心中的这一理想、将其付诸语言、成为笼罩全党的唯一正确话语。但潜藏在机制和话语背后的，是毛泽东极为鲜明的个性和人格。不理解这种人格特质，就理解不了中共和中国。

高华对人格的把握出神入化。在高华发表《初读<杨尚昆日记>》后不久，杨尚昆的家人托关系找到高华，急切地想要确认高华是否与杨尚昆有不为人知的往来，因为高华对杨尚昆的“心境把握得如此准确”。陈彦的书评《理想是怎样失去的》则说：

此书虽然是一部严肃的史学专着，但却具相当的可读性。仅以人物为例，作者善于通过特定的事例，以简练的笔法勾画出历史人物的鲜明个性。项英的刚直不阿，周恩来的忍让练达，任弼时的圆通持重，王明的书生幼稚，张闻天的正直谦让，康生的奸滑阴毒，彭德怀的耿直豁达等等，一代共产党先驱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毛泽东自然是此书的中心，高华笔下的毛泽东老辣跋扈、纵横捭阖、收放自如，具有鲜明的个性。他相信权力，相信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力量。与毛相比，王明虽然是斯大林的学生，他学而且信；毛泽东也学斯大林，但学而不信。信的最终斗不过不信的，这是毛泽东留给中国的遗产。

高华对人格的问题高度敏感。纵观《红太阳》一书的布局，读者或许会对第一章“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历史上分歧的由来”感到突兀，尤其是为本章提纲挈领的第一节“「农民党」、「军党」和毛泽东的「书记独裁」问题”，所谈既非毛在党内的权力位置和竞争对手，也非毛的政治路线或愿景问题，而是以“农民党”、“军党”和“书记独裁”为问题导向。实际上，高华是在点出毛所代表的一种中国式人格：小农思维、“枪杆子主义”、一言堂、疑心病、反智。高华在全书开篇关于“农民党”问题的解析，已经预示了在延安整风学习中树立的四项原则（实用第一、反五四、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刀刃向内）：

「农民党」问题的严重性首先表现为江西共产党区域的各级基层组织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农民。

其次，参加中共党组织的农民中还包含许多「帮会」分子。据杨克敏的报告，酃县中共党员三、四百人，「且多洪会中人」。

第三，地方党组织的家族化。[……] 中共在乡村的组织不可避免与这种家族——宗族结合在一起。一姓一族的成员组成党支部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

第四，由于党组织成员几乎全为农民，文化程度很低，许多人甚至是文盲，[……]「地方观念、保守思想、自由散漫的劣根性」。一些最基本的党的知识也难以接受，[……]

红军的这种小农性格不仅形塑了毛对中国革命的基本判断——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群体——实际上也构成了他的基本政治想象。例如早在肃AB团时就表现出的“刑讯逼供有理”的有罪推定倾向：

毛认定段良弼等为「AB团」首犯乃是证据确凿，他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它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金、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责任的为什么可以呢？」毛明知将段等定为「AB团」全靠刑讯逼供，却对刑讯逼供无只字批评，反而指责段等不能为革命一时受屈，而不能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逻辑，只要段良弼等自己承认是「AB团」头子，即可证明彼等系货真价实的「AB团」——毛的这种逻辑和思维方式，成为日后极左的审干肃反的常规思路，是造成冤假错案连绵不断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在这样的思路下，毛坚持「肃AB团」不仅无错，反而是对革命的巨大贡献。

又如第九章谈及“排座次坐江山”、“论功行赏”的问题：

在不少参加这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农民看来，「打江山」的意义就在于「排座次，坐江山」 [……] 深受农民造反传统浸润的毛泽东，极为重视利用农民的感情、行为和愿望为自己「打天下」的伟业服务，毛在马列主义的术语范围内，转换概念，引进大量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语汇和行为，使得中共军队既是苏联红军式的军队，又是一支具有浓厚中国传统农民起义军色彩的队伍。作为适应战时环境的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分配方法，和体现「论功行赏」传统原则的延安等级差序制度就是这样一种新旧杂揉的混合物。这个制度一经建立就受到农民出身的军队高级将领的普遍欢迎和敬重……

“不肯受委屈就是心里有鬼”，更加证实党内有内鬼；若要“论功行赏”，则毛作为中共首屈一指的建功立业者，理应享受最高级的皇帝待遇。这种疑神疑鬼的人格和土皇帝做派更容易先下手为强，结合其尔虞我诈、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狡黠和机敏，丝毫不顾道德原则的出尔反尔、自相矛盾、随意篡改历史、不择手段，就不难理解毛为何能够在权斗上一路得胜了。在权斗上的成功又使得毛不断确证自己的正确和英明，但也给中共注入了互不信任的毒素，这种毒素将反复发作为被害妄想的偏执狂，在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清洗中绞尽党内一切活力。

陈彦将毛泽东对王明的胜利称作是“信的斗不过不信的”，结合他的文章名为《理想是如何失去的》，言下之意是，没有理想的毛泽东取代了有理想的王明、劫持了整个中国共产党、使其最终失去了共产主义理想。但是，如果我对高华的解读不错，高华笔下的毛泽东并没有剥夺中共的理想，他反而是以其粗鄙的中国农民本性，赋予了原本空洞且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苏联式教条理想以中国式的血肉，成功实现了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化改造。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失去理想，而是发生了一次质变。不是“理想是如何失去的”，而是“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变质的”。

陈彦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战争与落后的产物”，言下之意，像“排座次坐江山”、“论功行赏”这样的中国农民起义传统，属于时代的糟粕。设若如此，我们就必须追问：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里就没有别的可供利用、不那么糟粕的思想资源吗？果真没有的话，是否中国的现代化注定造成毛泽东主义这样的邪恶产物，是否“中国”二字就理应从现代世界中被抹除呢？这个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红太阳》一书的论述范围，只能留待读者在更广阔的中国历史中寻找答案了。

小农起义者作为毛式人格的底色

毛式人格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格？

将中共在毛逐渐掌权以来的观念作一梳理，结果表明，小农起义者人格才是毛式观念的基底：（红色四项为高华总结的毛泽东思想革命四大原则）

小农思维的封闭保守自然导向民族主义和排外，农民群体对苏联教条和理论浓度天然反感，毛利用这一点（或许他本人也完全接受这一点）去反苏、反教条、进而走到反智的地步；小农也亲近集体、反感个人主义，对五四价值诸如自由、民主、个性解放并不感冒，又有农民革命主体论的加持，更容易走向反五四反自由的立场；作为农民起义者，“参加中共党组织的农民中还包含许多「帮会」分子”，哥老会、洪会等帮派传统深厚，自然更熟悉论功行赏、排座次等“梁山好汉”做派，也更警惕“我们中出了个叛徒”（难怪有人将杜琪峰的电影《黑社会》系列看作是中共党内生活的真实写照），而论功行赏与政治极端功利的原则并行不悖且互相强化，一切以结果论英雄，不择手段自然是帮派的家常便饭。实用第一的原则又助长了农民群体的反智倾向。

总之，经过毛改造的中共所具有的一切思想倾向和行为习惯，都可以上溯到一个“小农起义者”的人格基底。这就证实了本文的核心论点：毛对中共的改造并非使其“失去理想”，而是用其粗鄙的小农理想改换了原有的马列原教旨理想。新的毛式理想比列宁式政党更强调等级秩序、上下级服从与忠诚，更加唯结果论，也更反理论反教条反智。这种理想确实为具体施政提供了一定的灵活度，使得毛以后的中共（邓江胡）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苏联计划经济的刻板和僵化，但也导致中共比苏共更加一言堂、更加依赖最高领袖的个人判断，一旦领袖判断错误，所导致的政治灾难也更加深重难改。结果，兜兜转转一百年，中国又回到了传统帝制的窠臼里。The more things change, the more they stay the same.

“老人家”：老成、老练、老辣

很多人对高华的批评源自他在讲座里称毛泽东为“老人家”。高华对此的回应是，他确实就是个老人家。但我感觉他有弦外之音。结合邓小平在接受法拉奇采访时对毛泽东的评价来看，或许更有启发：

邓小平：他（毛主席）向每一个人抱怨每一件事，总是说没人听他的，或者是没人跟他商量，或者是没人通知他。我不喜欢他的行为。他像个大家长一样，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哪怕是正确的意见。他有封建作风。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些，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对文革的归因是毛身上的“封建作风”，换言之，是毛式人格中属于传统中国、属于小农帝国的那部分，最终导向了从整风到文革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我认为高华口中习惯性的“老人家”称呼，是有意或无意地点出了毛身上的落后一面，属于旧中国的一面。

当今中国还有多少整风的痕迹、多少陈旧糟粕？只举一例：在那些为毛作辩护的人口中，包括邓小平，毛纵使做了再多的恶，也是“功大于过”。这当然属于旧中国的一部分，与“排座次”、“论功行赏”同属一套思想，因为，若按照现代法制观念，一个杀人犯纵使做了再多的好事、捐了万亿家产给慈善，也不能抹除他杀人的犯罪事实。这就是两码事。做了好事，得到社会的赞扬；做了坏事，接受法律的制裁。只有旧中国能够支撑“功大于过”这个辩护。逻辑很简单：如果一个社会不能给予那些建功立业者超规格的待遇，还有谁愿意领导革命事业呢？但这逻辑也幼稚得可笑：如果一个人可以仗着自己立过的功骄横跋扈，那么历史就永远不会过去，邀功、立功、求着毛式领袖给予立功机会、甚而篡改历史功绩就成了每一个小毛泽东矢志不渝的成功路径。这样畸形的激励机制所造就的现实，身处当今中国的人们又岂会感到陌生呢？

“老人家”这个称呼或许还指代着一种很“老”的人格，无关年龄，无关时代，那是我在《考公到底考什么？中国年轻一代的体制依附性“版本更新”》一文中展现的老成而世故的人生态度，是热衷于在官场职场上靠着“虽恶心但有用”的技俩上位的老练，也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在尔虞我诈的政治游戏中玩得不亦乐乎的老辣。这样的人格一边提防着周围所有人，将一切有所隐瞒或欲言又止视作叵测之举，一边又“与人斗其乐无穷”、在不断揪出敌人和打倒敌人中享受斗争的乐趣（哪怕这些敌人根本就是捏造的）；一边在后辈面前“论资排辈”、摆出家长做派，一边又“战术性”地用各种“民主”、“反对首长主义”的口号来攻击自己的前辈，把自己头上的人一个个扳倒……

老意味着资历深、功劳多，所谓“元老”，就是指这些最早参与革命、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如果要“论功行赏”、“排座次”，那么毫无疑问，年轻人是不会有什么位置的。有人可能会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不是这样安排呢？哪里不是让老人掌权、让年轻人干活？但这里有一个根本的区分。理想情况下，一个人需要凭借长期的工作和努力才能晋升高层，一方面锻炼自己，一方面也是证明自己的能力。但能力是否与功绩挂钩呢？高华的回答是：（第六章）

在战争年代，中共干部在党内获得地位，最重要是看其在党的武装斗争中所作的贡献。而给不给干部领导武装斗争的机会，则要看毛泽东对这个干部是否信任。毛泽东既可以给予干部机会，也可以不给，甚至给了某个干部这个机会，还可以收回。

若是这样，功绩更与领袖对自己的信任有关、与自己表现出的忠诚有关，而与自己在事务中的能力无关。彭德怀就是最好的例子，军事能力极强，毛为了战争离不开他，可是一旦不需要打仗了，毛就反复整他，“因为彭不能像其它识时务的领导人那样，对毛诚惶诚恐，毕恭毕敬”，说白了，因为彭不够跪舔毛。所以中共并非不给年轻人机会，年轻人如彭真、林彪、王洪文，极尽跪舔之能事就可以超越元老上位。今天的官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另一方面，功绩一旦立下就板上钉钉，哪怕这个人已经败坏、能力不足，也奈何不了其继续飞扬跋扈。反过来说，所有人对毛的不敬、对毛路线的不从，都成为其把柄被毛永远抓住，康生是毛的猎犬，其他人又何尝不是？这当然不是“能者居上”，而只是“利出一孔”。如果“论功行赏”是战争产物，为何战争结束了仍然长期延续？归根结底，是毛作为一个小农起义者将“老”的性情注入了全党，战争压力只是导火索，“老”则是国民性的一份底色。这一点使得在当今中国，没有什么能够真的过去。

我不是支黑，但我仍然无时无处不感到毛式人格在当今中国社会所受到的广泛认同，并且因此对中国的未来感到一片灰暗。如果改变中国首先需要改变至今仍主导中国的小农思维和毛式人格，而改变人格就意味着主动的自我认同转变和习惯调整（两者相辅相成），问题还是丝毫没有变得简单：变成什么样的人格能够为广大中国人所认同，又该从何改起呢？所以，在听到冯客提出的一句话美国对华战略建议时，我的心是拔凉的：

“继续围堵。让他们自己烂掉。”